《老庄新论》书影文/朱兵
老子和庄子是中国先秦诸子中两位著名先哲，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又是先秦诸多著作中极其重要的两部经典。老子和庄子及《道德经》、《南华经》为我国历代文人所推崇并密切关注，注释者、研究者不可胜数，因此，老庄之学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但是关于老、庄其人及其著作，由于是代久远，许多事迹淹没无闻，自然给老庄之学的研究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再加以研究老庄之学的学者的立场、观点和目的迥异，因之就形成几千年来歧见纷呈、莫衷一是的混乱，这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陆永品先生面对老庄之学这种复杂现状，经历半个多世纪勤攻苦读，立志在老庄之学的研究事业上，攀登新的高度，开拓崭新的局面。从新版的《老庄新论》，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成果，并形成自己独有的个性特征，这是可喜、可贺、可敬、可佩。
(一)
既然老庄之学歧见倍出，陆永品要求在老庄之学的研究上达到新解、新论、新水平，首先要不厌其烦地考定事实，这样才能把老庄研究建立在牢固可靠坚实的基础上，使其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陆永品先生首先对老子的姓、名和历来学者提出的真假老子，进行了卓有见地的辩白，其次对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历代不同版本及出土的“楚简”、“帛书”——比对，对不同版本的优劣及出土文物的参考价值及其不足，都予以详尽说明。这种科学判断，没有全局在胸，是很难办得到的。陆永品先生对庄子故里的五种不同说法，也进行一一辨别，虽没有确定一种说法，也指出其中三种说法比较接近，体现出陆先生的一种严肃科研态度。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指向，供他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对庄子《南华经》涵盖的内篇、外篇和杂篇，根据史料考辨，确认内七、外五、杂十一，其中又定《说剑》篇是伪作，应排除。这样，就不至于在三十二篇之外的“五十二篇”之说上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考定、辨别真伪是老庄之学研究的前提。这是一件比研究更艰苦、更烦琐，更费时费力的工作。第一，古今研究资料，包括考古挖掘出来的材料，都须悉数掌握在胸；第二，各种材料要仔细比对、鉴别；第三，还要参照其他有关资料、论述，以资佐证。陆永品先生痛下苦功，不辞辛劳，考定的功力是卓越的，因此，考定的结论是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
资料翔实，考定准确，是陆永品先生《老庄新论》的第一个个性特征。
(二)
陆永品先生给老子的定位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家、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黄帝是传说中道家的鼻祖，老子是道家中颇有影响的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是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陆永品先生给老子的定位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道家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流中是极其重要的一支，至今，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还继续产生着巨大影响。道家与儒家、法家、墨家，是中国历史上并行不悖的四大家。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创时期和后来的发展、鼎盛时期，曾起过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领军作用，也正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御用工具，把孔子和儒家才抬到了吓人的地位。但随着历史嬗变、社会演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儒家思想从天上掉到地上，而法家、道家、墨家的思想却越来越充分显示出他们不可阻挡的生命力。当然，对道、儒、法、墨四家及其他历史文化中的各家都无一例外地应该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陆永品先生给庄子的定位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美学家，特别给庄子四个桂冠：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祖、中国讽刺艺术之祖、中国寓言艺术之祖、中国小说之祖。这“四祖”的评价，在个别问题上也许会有不同看法；但陆永品先生在老庄之学中这种持之有固、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四种文化滥觞之祖的界定，充分体现了庄子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史弥足珍贵的历史地位，也充分证明了，庄子及其著作在中国历史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众目睽睽、深入人心的，而且还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延伸和继续，越来越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这是陆永品先生庄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对老庄之学的准确定位及其深化研究，是陆永品先生《老庄新论》的第二个个性特色。
(三)
陆永品先生在老庄之学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个性特征，那就是牵牛要牵牛鼻子。也就是陆永品的老庄研究没有对一些价值不大的细枝末节上过分纠缠，而是紧紧抓住核心、要害问题，全力以赴深入研究，不探究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这是任何科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的一种精神。马克思曾讲过，辩证法不崇拜拜任何东西，就它的本质而言，是批判的，革命的。历史给人类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和文化遗产，这些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不是采取简单地“拿来主义”，而是要经过全面的审查和判断：对错误的要予以纠正，对正确的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以推进当代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陆永品先生的《老庄新论》，就坚持了这个原则。他抓住了老子之学研究中的两个难题：一个是：“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另一个是：“无为而治”和“无为而不为”。第一道难题，因为它是《道德经》开宗明义，是《道德经》的主旨。多少年来，成百上千的学者都在“注”“解”这个“主旨”，对“道”和“德”的真正含意，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了种种不同的猜测。这种“注”、“解”、“猜测”，究竟符合不符合老子本意，谁也不敢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就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复杂纷纭局面。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解释“无为而治”和“无为无不为”的关系，这二者又如何统一在老子身上。陆永品先生确实在第二个难题上下了一番功夫。这一点涉及到，究竟消极避世是老子的主要思想，还是积极入世才是老子的主要思想，这自然就会联系到，是进步思想占老子的主导地位，还是消极落后思想在老子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的确是对老子评价的关键，是马虎不得，含混不得的。陆永品先生自言，他也曾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在以往的研究老子的著作中，也曾判定消极思想在老子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而在2014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老庄新论》，又重新判定为积极入世思想在老子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比重颠倒的转变。历来把老子的《道德经》定为“三玄”(周《易》、老子《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之一，其根本就在以上“两难”上。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法定的“四书”、“五经”，是把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排斥在外的，尽管个别皇帝也曾对道家产生过一时的兴趣，但从来没有把《道德经》和《南华经》与“四书”“五经”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中国历来的封建统治者从来没有把《道德经》和《南华经》放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上。这个基本看法和态度，就足以证明，老庄之学的主导思想是与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数、封建思想和道德、封建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是根本对立的。中国历史上偶然发生的儒道合流是一时的，相对的儒道的分流和对立的是长期的、绝对的。从这个基本点出发，老庄之学研究才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陆永品先生对老子思想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比重的看法，的确是一次可喜的突破和创新。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个口子还可以开得更大些，其收效也许更为可观。
(四)
陆永品先生的老庄研究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他把自己手中掌握的老庄之学研究资料提供出来，为其他研究者检索之便。这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品质和风格。笼断资料，把珍本、秘籍视为奇货可居，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屡见不鲜的。陆永品先生把自己手中的版本资料公之于众，希望更多对老庄之学有兴趣者参加研究行列，参与讨论、争辩，这样对老庄之学研究有助于更迅速地打开完全崭新的局面，有助于老庄之学研究向纵深开展。这样做，对更好地批判继承祖国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以促进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特色新文化的繁荣是大有禆益的。
写了如上短评，荒谬、多错在所难免，敬请陆永品先生及诸多行家里手批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