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１日电（记者贾钊、梁赛玉）何帆成为中国一位有名的法官，跟他的“译者”身份有关系。多年来，何帆翻译了不少法政题材的书籍，通过他的译著，美国的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们被中国人所熟知，他也随之收获声名。
在眼下中国人气最旺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何帆个人的微信公号“法影斑斓”的关注者有近８万。自称“后知后觉”的他今年年初才“玩”起微信公号，而１０个月的时间能吸引这么多关注已属不易。而他以“学者何帆”之名在新浪认证的微博粉丝有近１１万之多。
何帆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的法官，日常工作并非审理案件。但他的工作并非闲职。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他越来越忙，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四中全会前夕，更是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加班。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首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关于何帆，他在豆瓣小站的自我介绍是这么写的：“１９７８年生，湖北襄樊人，现居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喜欢好书，热爱美食，偶在报章涂鸦，痴迷法政译事。”
“痴迷”二字可见何帆对翻译这一副业的情有独钟。
自２００７年，他先后翻译了《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和《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等书籍，并主编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２０１１年出版的《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成为 “畅销书”，获得了包括“文津图书奖”在内的国内不少读书奖项……他给自己列的翻译计划，已经排到了２０１８年，“跟全面深化改革进度差不多”。
除了独立译书，何帆更联合出版界和法律界的同道，打造了一个传播司法文化的书系，计划用三至五年，引入一批国外公共阅读领域的优秀法律图书，他给这个书系命名为“燃灯者”。
“他们才是燃灯者，我只是搬运工”
当记者提到“燃灯者”书系，何帆忙解释，“燃灯者不是自夸，我只是搬运工”。他从豆瓣、微博乃至律政剧字幕组里，招揽了一批和他一样真正有兴趣的译者，试图用中文向从未真正了解大洋彼岸法律世界的人们传递知识。
“译者既是思想搬运工，也是文化传播者。”何帆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名“司法文化传播者和通识普及者”。
何帆曾是一名警察，后来辞职读刑法博士，毕业后考入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７年的夏天，他结束在云南法院的锻炼，回最高法院上班。当时，因为要做一些域外司法研究，得看大量一手资料。为重拾搁置已久的英语，便强迫自己每天读一份美国最高法院判决。２００８年他开始正式翻译美国法政著述。
“初期可能是因为美国司法的构造相对比较简单、直接，近年来，无论司法改革，还是学术之争，不少学界同仁颇爱拿美国司法说事，所以更应该深入了解。”
他解释，如果了解越是深入，就越知道美国的很多制度只适用于美国本土，并没有太多的可复制性。“认识一个复杂的美国和认识一个复杂的中国是同等重要的，认识了复杂的美国，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提出改革方案时，才不会简单地套用美国的方式方法。简单的贬低和赞美都是廉价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何帆说。
同样，他也认为，如果只从社交媒体上各类心灵鸡汤和段子上的话题来了解片段式的美国，也是过于简单化的表现。全面、系统、不回避问题的介绍，才是更有意义的。
比如，美国律政剧中，大多数庭审都有陪审团出现。实际上美国真正使用陪审团的案件，已经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因此断定美国人已经不重视陪审制，也是不客观的。
“翻译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翻译一是会比较辛苦，二是收入肯定没有写作高，第三就是往往在为别人做嫁衣。之所以还在继续做，是因为这些对推动中国法治还是有作用的。”
有媒体评价，近年来，何帆所致力引介的“大法官文化”是对之前１０余年，业界所侧重的制度层面引介的调整与补充，对塑造中国法官文化与职业认同颇具价值。
在何帆看来，翻译这件事儿，就是让法学院的学生有更深的归属感，也让没学过法律或没接触过的人对法律、对司法，有生动形象的认识。他说：“建设法治国家是有前提的，需要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普法不能光是讲法条、讲案例，还得有故事、有人物。有些道理光在法律人圈子内自说自话，没有任何意义。”
而对他自身而言，“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的译者，会通过译介获取新知，不知不觉间又将译介推向深入。”
从２００７年最开始译书时的焦头烂额，到现在，翻译于他是繁重工作外一件“放松”的事情。日积月累，他已经在脑海中构架起美国司法体系的框架，并在摸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逻辑：由制度细化到人，再到案件。
但何帆也坦承，现在自己对于美国最高法院这个话题已经心生倦意。因为从翻译上来说，许多知识点已是常识，并没有太大的挑战性，而且这个话题的图书也趋于饱和，很多内容都是在重复介绍。他接下来想做的，是写一本真正介绍中国法院和司法制度的书。
“我希望成为向公众介绍中国法院的人”
法官工作之外，何帆目前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一门专门介绍中国司法制度的课程。“讲课一是为普及司法通识，二是为写书积累素材。我一直想写一本书，结合自己的司法经历，讲一讲中国的法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希望，即使是法律领域之外的人，将来也可以通过这本书来认识和了解中国法院。”
他说，中国公众对法院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教科书或法条，一旦进入现实的司法程序，情况就会不一样。所以，“把问题的由来和解决之道准确地解释给公众，是非常重要的。”
“向公众介绍中国司法，是希望大家对中国司法制度有一个‘同情的理解’，进而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应该通过什么路径着手去解决。”他说。如果整个社会能在问题、成因和破解之道上达成共识，法治目标就能更快更好地实现。
何帆很早就选好了翻译生涯的收官之作：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传记。汉德法官是美国最知名的法官之一，以渊博学识和专业水准著称于世。他的传记有７００多页，被誉为“美国司法界的《战争与和平》”。版权买下后，因为工作太忙，何帆一直没时间动笔翻译。转眼版权期届满，编辑问是否续约，何帆说，“一定得续，等忙完这阵，该译的书，还是得译。”（实习生鹿亚茹参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