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国际老虎日，中纪委打下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只正国级“大老虎”
周永康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首位被查的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官员，同时也是首位落马的正国家级领导人。梳理周永康46年的仕途人生中，或能发现他从一个有为奋斗青年到国家领导人，是如何转变为“严重违纪”大老虎的。
一、盘点周永康的“贪腐路线图”
2009年11月，周永康在蒋洁敏陪同下参观中国石油苏丹项目员工驻地
1.仕途第一站：石油系统（1967—1998）
周永康在石油系统工作期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半段是一部奋斗史。是在大庆油田和辽河油田工作期间，从实习生、技术员做起，一步步直至升迁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委副书记，辽宁省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后半段则是担任“一把手”、有了更多权力和舞台，从任职中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胜利油田书记局长、东营市市委书记到后来成为中石油总经理。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当上“一把手”之后，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周开始“一言堂”，并大胆任用自己人，这也是后来“胜利帮”的雏形。一些领导干部出现腐败问题，都是当上“一把手”之后，权力让人开始膨胀，并渐渐脱离共产党人应有的发展轨迹，开始出现自身的异化。
对比周永康与蒋洁敏的公开简历，胜利油田是他们最直接的交集，这是蒋洁敏的发迹之地。周永康在胜利油田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油田出了五大“工人领袖”，出身孤岛采油厂的蒋洁敏便是其中之一。1996-1998年期间，周永康担任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06年11月，蒋洁敏也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他们分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第二代和第五代掌门人，执掌中石油的时间相差十年之久。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2月，蒋洁敏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重组与上市筹备组组长，并于1999年11月迅速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任职到2000年6月。随后，便成为青海省副省长。
王永春也是周永康石油系统内的一员。从1983年至2004年一直在吉林油田任职，历任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等。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王永春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人事部任职。2011年4月至2013年8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1983年，21岁刚从西南石油大学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的李华林就进入原石油部开发局工作，成为国家部委干部，这在同龄人当中并不多见。1985年，周永康从辽河石油被提升至李华林所在的石油工业部任副部长。三年后，周永康担任新组建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同期李华林成为中国天然气总公司开发生产局副主任。正是在这年年底，李华林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李华林调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办公厅秘书处，开始担任周永康的秘书。而所读专业和李华林相同，为两人增添了更多共同语言。
2.主政四川（1999—2002）
1999年，周永康被派往西南，接替谢世杰，成为四川省委书记，掌管这个中国的农业和人口大省。他赴四川的同时从国土部带去的大秘书郭永祥和小秘书冀文林。这和当时西部大开发的背景息息相关。1999年，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开始登上这个国家的议事日程。周永康因此被委以重任，前往四川。
周永康空降四川后，时任成都市副市长李春城，成为周永康“兄弟圈”的一员。2000年8月，李春城被调任泸州市委书记短暂过渡，5个月后，2001年1月重新回到成都升任市长。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翌年成为成都市委书记、市长，此后，仕途一路畅通，2011年9月升任为四川省委副书记。2012年12月，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2000年8月李崇喜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四个月后升为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直属机关工委书记；2002年5月升为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2013年1月担任四川省十一届政协主席，同年12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郭永祥于1972-1998年期间，在胜利油田和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26年工作经历，与周永康曾有交集。1998年7月，他任职国土资源厅办公厅主任，开始担任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周永康的秘书。2000年1月，他追随周永康来到四川，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公开报道显示，郭永祥在“秘书六人帮”之中年纪最大，同时也最得周永康器重，还曾为同为鲁西北人、胜利油田出身的蒋洁敏与周永康牵线。
一般省部级以上官员会配备两名秘书。一位局级秘书协助领导处理分管各厅局工作，挂副秘书长或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俗称大秘书；另一位处级秘书，专责领导日常工作安排和文件材料整理等工作，挂办公厅处级秘书职务，俗称小秘书或专职秘书。郭永祥此前担任的正是周永康的大秘书，而冀文林担任的则是周永康的专职秘书。
2002年底，周永康调任中央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公安部部长等职，而郭永祥则留在四川，后升任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2013年6月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周永康的另一位下属谭力于2001年3月担任四川省广安市委书记，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3月，从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升为海南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随后一直在海南担任要职，冀文林也于2010年10月调任海口市委副书记。2014年7月谭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周永康对四川政坛的影响，远不止在任的这三年，延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他不仅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而且离任前还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四川省委常委会，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而回顾四川官场地震，实际上恰恰震出了周永康的兄弟圈：李春城，李崇禧，冀文林，谭力，刘汉。 谭力更被媒体曝出是刘汉朋友圈的一员，收受价值不菲的厚礼。
3. 政法十年（2002—2012）：仕途鼎盛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时年60岁的周永康升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政法工作。同年12月，他接任贾春旺，成为公安部部长，随后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
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对周永康的任命大会上介绍说，周永康在企业、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他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为促进全省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永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认为，周永康兼任公安部主要领导是合适的。
在到公安部就任时，他曾说，“从小我就对公安民警怀有深深的敬意，没想到今天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压力很大。我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公安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我深感责任重大。”
感到压力很大的周永康上任没多久，远在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的冀文林便于2003年4月调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因家贫报考武汉地质学院物探系勘查地球物理专业的冀文林于1998年8月担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值班室助力调研员，开始追随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的周永康，1999年至2002年，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冀文林于2000年4月调任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此后，直到周永康2007年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冀文林才离开，并于次年任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两年之后，中组部从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选派66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实职，时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的冀文林成为其中之一，他来到海南省，先后担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并于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曾与冀文林一同担任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秘书的余刚，被称为周永康的最后一任秘书，2002年担任秘书直到2012年周永康退休。
2007年十七大上，周永康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一举登上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据报道，在公安部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公安部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时，周永康深情总结了在公安部的工作，说：“这五年，是我人生中繁忙充实的五年、受益终身的五年、心情愉快的五年。”并提到，在18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与大家同心同德，毫不懈怠，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忠实地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从大家身上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好的作风；与大家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
2014年7月2日，中纪委官网通报了对冀文林、余刚的立案审查。提到冀文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余刚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决定给予余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通奸”这个刺目刺耳的词汇再次出现在中央纪委发布的通报中，被立案审查的冀文林和余刚都有通奸行为。
2010年11月12日，周永康在重庆考察支持唱红歌，薄熙来等陪同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2009年，重庆“打黑除恶”开始一个多月后，中央政法委就于当年7月29日发布消息，称近日已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2009年10月26日，重庆市委领导向社会各级通报重庆打黑相关工作时称，这一行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的要求，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目前尚无公开资料或报道显示，中央政法委为何要求重庆开展此项行动，以及为何迅速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向全国铺开。但从后续反映来看，周永康对此相当满意。根据当时重庆市对外通报，2009年9月25日，周永康曾对此重庆打黑专门做出批示：“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2010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周永康还来到重庆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主持当天审议的就是薄熙来。他在开场白中说，周永康同志对重庆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关心，早在武隆山体滑坡时就和专家一起研究治理方案；以后又积极推动川渝合作，留下很多佳话，“他还特别关心支持三峡库区移民，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帮助解决重大问题；对我市‘打黑除恶’工作，及时做出重要批示，给予鼓励和支持”。周永康也热情询问了重庆公租房、库区移民等情况，并多次对打黑除恶行动给予肯定。
除在“两会”期间接见重庆团外，周永康还在2010年11月到重庆调研。为期3天的调研时间中，他参观了重庆交巡警平台、打黑除恶成果展、公租房项目，听取了“大下访”、“大走访”情况介绍，并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唱读讲传”汇报演出。
调研期间，周永康再次肯定了打黑的成绩，并称“唱读讲传”汇报演出“太令人感动了，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并现场要求，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调研结束时，周永康对重庆模式给予了全面的积极评价，称“唱读讲传”“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大走访”等活动，都是生动活泼又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政法系统的同志尤其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肯定的范围也不止限于政法领域，就薄熙来力推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称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二、“圈中人生”的贪腐之弊
“利益圈”究竟套牢了谁
周永康案正式公布后，媒体总结了围绕他的这个庞大官商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里，每个人都被眼前利益的巨大诱惑吞噬了警惕性，他们与周进行私利之间的互动、勾结，然后向外扩展圈子，结成越来越大的非法利益集团。周的六任秘书无一例外都落入这一贪腐网，给公众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都受到周的特殊关照和提拔，也都为周做了党纪国法所禁止的效力，这种交换让他们的关系“很铁”。关系网中的所有人大概都曾为能进入这样的圈子而庆幸，而完全忽视了风险。
周永康随着自己在官场的升职，一步一步形成了自己的巨大的贪腐利益圈，何况对于不少谋仕途或者求商运的人而言，结识一个大官，走进他的圈子甚至成为他的心腹，有挡不住的吸引力。为了达成目的，他们有用不尽的非常手段。可见，一个官员保持清正廉洁要经受多少考验。对于腐败和拒腐，这都是一个特殊的“路线图”。通过周永康案，不难发现他不仅害了自己，与他相关的一批人最终也走上了不归路，而且对党和国家的形象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其实无论做官还是经商，靠真本事和付出实在的努力才是正道。但做官和经商一旦完全靠关系铺路，让关系成为自己最突出、乃至唯一的核心竞争力，就意味着已经偏离正道。越往前走，成就越大，风险也就越积越高。党纪国法需要进一步向中国的社会运行中渗透，向政商精英的心中渗透。
打“大老虎”靠的是什么？
武松打虎的故事妇孺皆知，武松为什么打虎会成功。第一，有不怕虎的勇气和魄力。绝大部分人都很怕老虎，更不敢接近老虎，听到老虎出没都跑得远远的。至于打老虎，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老虎很凶猛，要吃人，弄得不好很可能成为其美食。第二，有打得赢老虎的本事和能力。光有勇气和魄力还不行，更重要的是打老虎的硬功夫，否则也是老虎的盘中餐。因此，敢打虎、打得赢是武松成功的关键。
让周永康落马，靠的是什么？是法治！周永康落马的消息发布后不久，央视发布了中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消息，会议的主题是研究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就是把反腐纳入法制轨道，其巨大而深远的 意义远远大于单个大老虎的落马。周永康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老虎，但在法治社会的建设里，滥用职权谋私利，再大的老虎也会被打下去。
转型时期衍生贪腐肿瘤
中国处在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国家治理的很多制度尚未定型。在改革和转型时代，可以用来钻营的空子很多，对这些空子的定性也在变化。“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是转型时代畸形的价值总结。由于前些年权力受到的制约不够强大，少数职位高的官员私欲逐渐膨胀，他们很愿意异化自己身边的一些工作关系，营造自己和家族私利可以畅行无阻的圈子。这些圈子成为寄生在党和国家肌体之上的一个个肿瘤。这当中既有制度疏漏的问题，也是信仰缺失、道德失守之害。一个人当官究竟是为了什么，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必须有敬畏之心把守这些问题的底线，否则阻止贪官的出现就总是困难的。
三、周永康仕途人生终止于“严重违纪”的思考
反腐无禁区 高层腐败零容忍
“大老虎”周永康落马，打破了坊间此前传说反腐败似乎有“刑不上常委”、“反腐止于常委”的种种说法，以铁腕宣示了法治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毋庸讳言，周永康案所以被高度关注，主要源于其曾经的政治地位，以及位高权重、权倾一时的显赫身份，要对其进行立案审查，必然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因而，各种传言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对中央反腐风向的观望。民众既关心，反腐是否真的“决不姑息”，也同样关注反腐能否顶住各种压力，克服各种阻力，向纵深推进。如今，消息一公布，那些不实传言不攻自破，再次表明中央反腐的决心与魄力，令人鼓舞，坚定民心。
目前来看，周永康的案情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鉴于其担任职务之高，自改革开放以来并无先例可循。不过据媒体盘点，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落马高官，在首次被通报时均被提及涉嫌“严重违纪”，但最终仍进入法定程序，无一例外。这或许值得参考。
如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2年4月10日中央纪委对其立案调查，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最终薄熙来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再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6年9月24日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200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最终陈良宇因受贿、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又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201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对其组织调查，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检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由此可见，涉嫌“严重违纪”的落马高官，最后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极高。有道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周永康案则让世人看到，倘若掌握权力的官员缺乏制约与监督，也有可能“权力越大，祸害越大”，因此，这一案件也再次证明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必要性，同时，也演示了“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政治路径。制度的刚性与权威必然建基于查处大大小小违纪违法的“苍蝇”“老虎”之上。这既彰显了中央高层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也表明了中央高层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
为官一方，“干干净净”才是真
领导干部为政一方，如何施政、如何用权，事关党和人民的事业，事关一方的和谐发展，事关个人的荣辱得失。领导干部若“干干净净”依法施政，谨慎用权，无论身居何职、手握何权，都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以权谋私、不拉帮结派、不乱法违纪，善始善终，知善行善，则可“练就金刚不坏之身”，魑魅魍魉避而远之，人民群众拱而敬之，譬如昔日的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领导干部若视公权为“私权”，视法纪为“家规”，滥用公权谋私利，无视法纪肆意妄为，沉溺于灯红酒绿、流连于声色犬马、沉醉于利欲物欲之中，缺乏“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政治定力，缺乏“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的政治自觉，必会惹得 “一身脏”，无论级别高低，无论权力大小，无论退休与否，最终都会被绳之于法，身败名裂，必遭人民的唾弃，就像今日的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
洁身自好，一尘皆不染；自甘堕落，身心必肮脏。官帽迟早会让贤，公权迟早会流转，以官帽牟取的“不义之财”迟早会一一吐出，用公权换来的“呼风唤雨”更是过眼云烟。周永康“被打”，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它再一次警励领导干部：干干净净做人做官、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真真切切为民利民才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