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快播QVOD服务器停摆、新浪网被查、多家网站被关、多个账号被停、多名违法人员被抓……这是国家开展“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此举不但顺民意、得民心，还体现了政府净化网络环境的决心，也践行了政府的社会责任。
互联网到底有多“黄”？从美国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2013年公布的数据看，色情网站占全球网站整体数量的12%（按此计算应有2464万个左右），约有4000万美国人有浏览色情网站的习惯，其中1/3是女性，而浏览色情网站的男性中，有70%的年龄是18岁到24岁，每天搜寻“儿童色情”达到11.6万次，第一次看到网上色情内容的平均年龄是11岁。
那么中国有多少人经常浏览色情网站？其中包括多少青少年？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浏览色情网站的访问量肯定不会小。
根据美国“双击”公司的统计：在全球独立访问量前500名的网站中，有数十个是色情网站。在所有的搜索引擎请求中，1/4都与色情相关，在所有的互联网下载中，超过1/3是色情作品。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中国网民的“贡献”。
可见，网上淫秽色情信息的传播，危害之大，泛滥之广，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中国网民近90%年龄在10岁到39岁之间，大部分青少年都是点着鼠标长大的一代。因此，打击淫秽色情信息传播已势在必行，也是全社会共同净化网络环境必需的社会责任。
我国政府历来对净化网络环境都非常重视，开展过多次专项整治行动，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但客观地讲，在每一次专项治理行动中，政府虽然出台了很多标准和措施，但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难以有效贯彻到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同时各环节之间也无法实现有效互动；且由于受利益驱动，而处罚代价较低，致使一些网站不断改头换面，瞒天过海，待风头一过，又重操旧业；还有一些网站玩起了“躲猫猫”，从大露变为小露，改过露为含蓄。上述种种，才导致网络色情出现“屡禁不止、屡打不绝”的现象。
这需要审视我国的互联网治理理念和模式。简单说，在互联网兴起之初，我国对其管理主要沿承了以政府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即传统的权威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政府管理的思路还未理清、体制上“九龙治水”、法律支持不足、行业监管不成熟、互联网道德建设力度不够等原因，我国互联网开始出现一些棘手的难题，比如未经许可的业务大量泛滥，互联网的发展和创新受到限制，政府有限的资源难以应对互联网无穷的变化等等，传统管理模式逐渐失去有效的控制力。
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第20个年头，互联网建设也取得了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国网站总量近350.7万个，接入服务商982家，网站主办者近281.7万个，网民数量已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在这一进程中，我国政府清醒意识到传统的权威管理模式的弊端和不足，互联网治理模式不能完全照搬政府对现实社会和传统媒体的管理经验。
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开始逐渐构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模式。从“管理”到“治理”，这是理念上的一个巨大突破。所谓多方参与，就是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用户等行为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在这种格局下，每一个行为主体都应各负其责，协作配合，共同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信息的传播。
每一个行为主体都是不良信息的“把关人”，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政府是执法者，是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规范者，应强化信息传播的指导和监管，建立专门的队伍维护网络公共秩序。企业作为网站的运营和管理者，有义务更有责任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网络审查审核，加强内部监管。社会组织作为行业的推动者，要通过自律章程、发表自律宣言、组织宣教活动, 以促进各利益相关者遵从网络的相关法律和规范。个人用户，既是互联网治理的参与者，也是维护者，应加强自我管理约束，坚持正确的网络行为。
每一个“把关人”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网络环境就会晴朗起来。当然，净化网络环境不是一劳永逸、各自为战的行动，而是一项持续的、创新的、协同的文化工程。
不能不提的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这种对青少年负责、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和举措，却依然遭到一些人的诋毁和非议，借口是“美国互联网环境”云云。
事实上，去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爆料的“棱镜门”事件不但说明了美国是一个网络流氓国家，而且也证实了美国是世界上网络监管最严密的国家。虽然美国一贯号称是最自由的，且是最大的网络“涉黄”发源地，但是美国各个洲其实都有针对网络安全的法案，包括对青少年上网的指导和保护。
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都在其《网民的狂欢》一书中最后写道：“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提出的民主化观念冲昏头脑，不要摧毁我们的专业主流媒体，不要用网站的业余内容来取代电影、音乐和书籍。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技术：一方面我们要鼓励革新、开放和进步，另一方面要尊崇真理、权威和创造的专业标准。这才是我们的道德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愧对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作者：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党办主任兼信息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