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政治局会议颇受瞩目，无论是实业投资者还是股票投资者，都在等政策。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二季度肯定无法触底，若没有新政策出台，全年经济增速也会跌破心理下限。官方心理底线是7%，但真正底线是6.8%，如果全年经济增速破了这个指标，不仅影响来年经济增速，更会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在经济政策要讲政治背景下，宏观政策注定还得使劲挥一挥“看得见的手”。
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并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规划通过后，不日就会公布，这不仅明确了三地发展如何走好一盘棋，也会起到稳增长的短期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政治局会议释放了9大信号。
信号一，第一次全面评估经济全貌
中央政治局对宏观经济出现了新的判断，即“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发生幅度较大的调整，一些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
这是中共高层第一次对中国经济调整效果做出全面判断，从宏观到产业，从市场到企业，甚至商业模式变化，都得到中共决策者的评估。在这样的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方式和节奏也会发生变化。
中央政治局认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得出这样的判断，显然对改革效果表示满意，但同时认识到外需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必须采用新思路。
信号二，宏观调控稳增长打头，防风险断后
虽然政策总基调没有变化，但宏观政策强调“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稳增长是第一位的，促改革是第二位的，调结构退居第三。这意味着宏观调控可能会短期恢复老办法，以达到稳增长目的。
信号三，房地产要刺激，市场环境要改善
在宏观政策中提到“要完善市场环境，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可能继续出台鼓励购房的税收和信贷政策，以起到消化住房库存，进而刺激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作用。无论如何，在房地产经济下，能够卖出房子，就可以稳定增长。如果房地产能够借此机会实现市场环境改变，并最终形成市场机制，长远看，是好事情。不过，就怕地方政府将房地产政策当做激素用，只看短期效果。
信号四，拉投资是头号办法
就稳增长而言，最有效办法仍是固定资产投资。
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政府后续将出台相关投资政策，不仅增加政府投资项目，同时也会改革融资融通机制，通过疏通资金渠道，来为固定资产投资供血。由于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明确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因此在支持投资方面，国开行或充当重要输血角色，以解决“资金循环不畅问题”。
信号五，财政政策转向管理总需求
财政政策一定会更加积极，除了支持政府投资，也会进一步减税减费以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但比较起来，供给政策见效慢，需求管理才是财政政策重点所在。
信号六，货币政策一定会更加宽松
政治局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如何理解这个说法，并不容易。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向实体经济传导，问题出在银行，因为银行风险偏好改变，贷款风险意识提高。那么如何疏通传导渠道，恐怕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疏通银行渠道。这可能要在政治上施加压力，要求银行增加实体经济贷款。但在企业贷款意愿降低，以及企业和地方政府“借新还旧”条件下，仅仅靠政治压力并不能起到很好效果。另一个传导渠道是直接融资，即通过一个健康活跃的资本市场，将宽松的货币供给转化为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这既要求股票市场要稳定，同时要尽快放开企业IPO管制，增加上市公司数量。
信号七，股票市场进一步活跃
二者比较，一个好的直接融资市场，才是利用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更可靠的办法。由此判断，宏观当局在降低市场风险条件下，会进一步活跃股票市场。
政治局同时还强调，国企改革方向没有变，保护私有产权政策没有变。这是给私人投资者以定心丸，寄望于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但这个过程仍会缓慢，毕竟市场环境改善需要过程。不过以此刺激全民创业，并辅以股票市场诱惑，小企业注册或现繁荣局面。
信号八，防风险是底线，刚性兑付不会打破
与以往不同是，此次政治局提出将“防风险”纳入综合平衡内容，一方面是想避免因经济下滑导致债务风险，另一方面也是担心股票市场泡沫积聚，导致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因此，在推行积极货币和财政同时，政府也会采取谨慎金融监管政策，以降低和化解风险。如此判断，股票市场会继续降杠杆，同时影子银行等金融产品仍会保持刚性兑付环境。
信号九，京津冀协同关键是服务一体化均等化
此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将启动三地经济一体化进程。
京津冀规划迟迟未能出台，其中原因是利益难以协调。三地协同的核心不难确定，北京肯是唯一核心，否则首都经济圈难以成型。关键问题是北京的利益如何调节，特别是外来人口疏解问题比较挠头。只能干，不能说，这是事实。政治局会议称，京津冀“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求“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这是解决北京大城市化病的优先药方，如何转移产业和人口是问题关键。产业转移了，企业走了，人口能否跟着走，恐怕不取决于政策，还要看市场环境变化。当然，政策如果硬要人口走，也能做得到，但人口减少结果就是出现新的洼地效应，新的人口仍会涌进北京。因此，疏散人口的关键是实现社会服务均等化，即首先在京津冀地区实现教育、医疗和养老一体化和服务均等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布局问题。
四月政治局会议透露出新的信号，经济仍有下行压力，宏观政策将会进一步宽松，在祭出新手段同时，老办法也会粉墨登场。但可以肯定的是，定向调控已经转化为全面刺激，新经济能否脱颖而出，仍需观察。
作者：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