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革命”；20世纪下半叶，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经济”；进入21世纪后，人们谈论最多的则是“文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精英，还是百姓；无论是商界，还是学界，似乎不谈文化就没有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住宅文化……各种“文化”现象频频出现，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文化产业学、文化交际学、文化符号学、文化社会学……各种“文化学”论著不断推出，然而，各种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学者们似乎陷入“定义困境”中，究竟什么是文化，甚至成为文化学家们的一个“心病”。
文化不可能单纯地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文化争论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的竞争
在这种种不同的观点中，我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这三种基本形态。物质文化涵盖了文化的所有物化形式，包括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资料；制度文化是指规范个体行为，调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交往的方式；观念文化是指人们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广义的文化实际上是指“人化”。狭义文化是指观念文化，包括风俗、习惯、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等。狭义的文化实际上是指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
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坦率地说，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不能说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如果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称为文化，实际上抹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区别，取消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界限，从而把社会与文化看作是同一体了。实际上，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语）就其实质而言，文化属于观念形态，包括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潮、风俗习惯。文化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是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
文化与社会具有同一性，但不是同一体。社会不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复合体，而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不是文化包含社会，而是社会包含文化；不是文化决定社会，而是社会的经济以及政治决定着文化。离开了古希腊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们无法理解古希腊的史诗、悲剧和哲学；离开了近代欧洲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们无法理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和法国的启蒙运动；离开了古代中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们无法理解儒家学说、唐诗宋词和宋明理学；离开了近代中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们无法理解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争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不是单纯的文化变革，而是政治变革的辐射，是社会变革要求的文化折光，其实质是关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社会走向的问题。文化不可能单纯地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文化争论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的竞争。
20世纪上半叶，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革命”；20世纪下半叶，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经济”；进入21世纪后，人们谈论最多的则是“文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精英，还是百姓；无论是商界，还是学界，似乎不谈文化就没有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住宅文化……各种“文化”现象频频出现，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文化产业学、文化交际学、文化符号学、文化社会学……各种“文化学”论著不断推出，然而，各种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学者们似乎陷入“定义困境”中，究竟什么是文化，甚至成为文化学家们的一个“心病”。
文化不可能单纯地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文化争论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的竞争
在这种种不同的观点中，我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这三种基本形态。物质文化涵盖了文化的所有物化形式，包括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资料；制度文化是指规范个体行为，调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交往的方式；观念文化是指人们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广义的文化实际上是指“人化”。狭义文化是指观念文化，包括风俗、习惯、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等。狭义的文化实际上是指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
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坦率地说，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不能说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如果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称为文化，实际上抹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区别，取消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界限，从而把社会与文化看作是同一体了。实际上，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语）就其实质而言，文化属于观念形态，包括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潮、风俗习惯。文化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是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
文化与社会具有同一性，但不是同一体。社会不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复合体，而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不是文化包含社会，而是社会包含文化；不是文化决定社会，而是社会的经济以及政治决定着文化。离开了古希腊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们无法理解古希腊的史诗、悲剧和哲学；离开了近代欧洲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们无法理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和法国的启蒙运动；离开了古代中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们无法理解儒家学说、唐诗宋词和宋明理学；离开了近代中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状况，我们无法理解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争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不是单纯的文化变革，而是政治变革的辐射，是社会变革要求的文化折光，其实质是关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社会走向的问题。文化不可能单纯地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文化争论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的竞争。
文化突出的就是“人为”、“教化”的性质
文化的本质是观念形态，属于精神领域，但文化的作用并不限于观念形态、精神领域，文化的本质和文化的作用即社会功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们的经济活动、制度设计、行为方式、日常生活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文化的作用。文化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凡是有人的地方，凡属人的活动范围，文化都起着特定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改造了自然界，创造了社会，形成了文化。问题在于，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文化对人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教化而实现的。每个人一出生就无可选择地生活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接受这种文化的培育和熏陶。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从小到大的耳濡目染，也会使他被这种文化所同化。“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文化突出的就是“人为”、“教化”的性质。
从总体上看，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
一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每一种文化都提供具有约束性、普遍起制约作用的行为规范。每个社会都会通过家庭启蒙、学校教育、社会示范、榜样引导、公众舆论等文化手段，将行为规范加之于个人，实现文化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二是对人的能力的培养。文化具有承载和传递文明的功能，并通过教育启蒙和知识传递，为人们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从而不断提升人的能力。文化的传递可以是历时性的，即时间上的从古到今，也可以是共时性的，即空间上的文化交流。正是这种传递，使人们可以在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内掌握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如果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那么，我们现在仍然是原始人。
三是对人的境界的提升。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文化提供着关于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等判断标准，并可以通过社会教育而内化为人的是非感、正义感、羞耻感、审美感、责任感等等，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审美水平和认识水平，提升人生境界。而人生的境界又直接决定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关系的认识水平和处理方式。
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凝聚，社会力量的凝聚有赖于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文化认同。文化具有培育民族精神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现了该民族在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共性，因而能够凝聚民族的共同利益和理想追求，能够形成强烈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从而使整个民族凝聚起来，把整个民族动员起来，自觉维护民族利益，积极推动民族振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作者简介：
杨耕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长江学者”，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研究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静水深流:哲学遐思与文化断想》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