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已压缩各种文件190.8万个。一些地方公权乱用、滥用“红头文件”的背后，既暴露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也暴露出依法治国观念淡薄的畸形权力观。(新华网，11月2日)
毋庸讳言，“文山会海”这个饱受社会舆论诟病的问题，其实也是各地各部门都不同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尤其是“红头文件”的泛滥，严重亵渎了政府公文的神圣性和严肃性。仅仅在此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全国便压缩各种文件190.8万个，按每个文件1张A4纸的最保守估算，连起来长度达566公里；而那些应该压缩而没有被压缩的还有多少，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事实上，“文山高耸”的背后，不仅是发文数量多，而且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不仅可以用于要求捐款、摊派电影票，推销烟酒水泥，还可以搞强制摊派、做干部子女入学证明，批评食堂“菜里没有肉”，甚至还可以请求为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明码标价的规定教师入职“手续费”。
如果说数量多折射的是形式主义作风，那么这些“奇葩”的内容，折射的就是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把发文当成一件极为随便的事，你“传达上级通知”，我就“精神贯彻落实”；上级出“重要指示”，下级就“情况简报”。结果是内容空洞，文件泛滥，甚至沦为少数人狐假虎威、招摇撞骗的道具。
说到底，“红头文件”的泛滥成灾，就是在“官本位”思想作用下，地方政府滥用公权的一个缩影：总认为权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于是不管什么事，先出一个文件，戳个公章，就万事大吉；至于说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章，程序是否合乎规范、最终是否能够落实，没有多少人会在意。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公共权力越权错位、“管了不该管的事”，另一方面是执行力打折扣、该管的没有落实的怪现状。
不管是对于普通群众，还是对于党政机关，鲜红的文件头子和鲜红的公章，就意味着约束力和强制性。然而，如果过于迷信行政的力量，不管什么事，动辄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执行，从而导致“红头文件”过多过滥，不仅会降低行政效率，更会影响“文件”的权威性，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