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获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获得者，获奖理由是对市场力量和管制的研究。
梯若尔是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经济学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理论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理解与规范存在少数大企业的行业，包括如何科学管理占据市场的大公司，比如政府应如何应对公司收购和垄断，以及如何提高这些占据主要市场资源的公司的生产力。梯若尔认为，最佳的调控和监管政策应该谨慎地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殊情况加以实施。
引人注意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梯若尔和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Marcel Laffont）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年）和《电信竞争》（2000年）完成了该理论框架的构建，确立了其在该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10多年来，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领域——对策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研究中，获知研究经济学的真谛：要有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的能力，时刻讲求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此，梯若尔不断在经济学的各个新领域拓荒，硕果累累——写了超过300篇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论文，以及11本专著，内容涉及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从宏观经济学到产业组织理论，从博弈论到激励理论，到国际金融，到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梯若尔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他曾经用一段很犀利的话来评价经济学家的好坏，“我认为首先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审慎对待研究，追踪文献前沿；其次必须保持谦虚，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公开发言的时候必须很谨慎，这也是差的经济学家比好经济学家更有名的原因，他们总是很肯定自己说的话，好经济学家往往不是很肯定。”他的很多教材在全世界都很畅销，包括《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与德鲁-弗登伯格合著）、《公司金融理论》。
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梯若尔的获奖是在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周年之后，世界对危机持续反省的结果，这或将开启关于全球金融业如何监管的新一轮讨论。对于金融危机的发生，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回忆道，早在2006年时，他就在一次会议中警告过，美国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和透明度不足的问题。
保尔森认为，在布什总统的任期内，美国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此后就发生了布什总统与保尔森最有名的一段对话了，总统问道：“什么会导致金融危机？”保尔森回答：“我不知道，先生。但等它发生了，一切就会一清二楚。”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财政部才发现所谓的“隐性担保”是个大问题。有些国有或是准国有机构，在美国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不归政府所有，也没有明确的政府担保，但市场认为政府是其后盾，这就是隐性担保。
一旦这样的有隐性担保的机构出现问题，就非常容易将政府拖下水。在中国，就有大量这样的隐性担保机构，未来如何认识这种隐性担保，显然也是一道关卡，莫非一定要等到危机之后才能拥有客观的认识？保尔森为我们展示了2008年危机处理的关键思路，美联储没有担保债务或是注资的权力，美国财政部也不会出手，因为他们考虑政治后果，在发生挤兑的过程中，给一个分崩离析的投资银行贷款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最终选择的方案是并购，希望通过市场交易遏止事情向更坏的方面转移。
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明确之后，保尔森剩下的就是寻找买家了，而且是两个买家。因为当时急于要处理的一个是雷曼，另一个是美林。最终这个计划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因为美国财政部只找到了一个买家，解救了美林，而雷曼最后因此而垮台。
保尔森最后在总结时坚定地认为，“大而不倒”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现象，与我们很多人对“大而不倒”印象有所不同的是，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美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处理这些“大而不倒”企业的过程，《多德-费兰克法案》就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工具来处理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通过这次金融危机，他们既做好了让市场迎接更大规模金融企业出现的准备，同时也做好了一旦破产所需要的准备，这或许就是金融危机所带给人们的困境和惊吓之外的回馈礼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梯诺尔的理论对社会的现实意义十分重大，他的获奖是实至名归。
其实，梯诺尔在中国并不陌生，他的教科书是最早被中国许多高校所采用的，他的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比如他在垄断方面的研究有着卓越贡献，认为大企业对价格的垄断能力是对市场破坏的关键。对照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国企垄断问题——国企垄断之下的电信业使中国的通信费用，动辄就是国外通信费用的几十甚至上百倍；“三桶油”控制的石油行业更使成品油价格在与国际油价联动时呈现出“跟涨不跟跌”；银行业的垄断和管制使存款者收益被压低，动辄承受负利率的折磨，而企业家面临着融资难，利率高，成本提升，竞争力下降的困境。由此而言，打破国企垄断的改革不能再拖延。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中国集中公布了多起反垄断调查案的结果，牵涉到微软、高通、奔驰和奥迪等多家外资企业。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维持公平竞争的根本原则之一，反垄断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视为“经济宪法”。虽然外资对中国反垄断有强烈的反弹，但分析其原因，最根本之处还是在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在博弈。
对外资而言，它们长期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因为中国的市场制度（如进口汽车高关税）因素而获得赚取超额利润，也因为外资身份而不能进入某些市场；对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它们长期以来受到不公平待遇、在非正常市场环境中发展，又因为在技术、管理上的落后，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恐怕只有国有大企业才能借助特殊地位而超脱；对中国政府而言，则希望借助“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增大这一筹码，来扭转过去市场中的扭曲之处。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梯诺尔的研究，这不啻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调查提供了具体的理论依据。
此外，梯诺尔对影子银行监管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梯若尔曾在中国谈到影子银行风险时称，由于影子银行会通过零售银行管道逃避资本要求，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外部融资，由此可能产生潜在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中国影子银行的社会融资比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正以银行信贷两倍的速度扩张。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今年参加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也表示，中国“影子银行”总体规模不大，但近期增长较快，我们正谨慎应对。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化与宏观审慎的监管是治理影子银行的最佳思路，监管层需要做到言行合一。
作者是中国经济时报社评理论部编辑、评论员
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维持公平竞争的根本原则之一，反垄断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视为“经济宪法”。虽然外资对中国反垄断有强烈的反弹，但分析其原因，最根本之处还是在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在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