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中国人前往日本抢购包括马桶盖等商品，最后却发现产自杭州，绕了一大圈买了中国产品。对此有批评是产商“崇洋媚外”，为外国生产高质量产品，却不对内生产与销售。有人将矛头对准赴日消费者，认为他们是在丢中国人的脸。这些评论当然都有点偏激，产商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民众同样也有消费选择的权利。
即使是政府，也似乎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谈到中国人出国买马桶盖时，就说首先要抱开放的心态，其次中国企业要升级换代。但其中的关键却并不是企业的升级换代，而是市场与管理问题在背后起作用。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评价中国人出国买大米与奶粉时，认为赴日买高价大米不是大众行为，并且国产奶和洋奶生产过程、质量差别不大。这也同样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数年前我就在《联合早报》撰文提过类似的事件。当时我发现有很多中国人在回国时购买本地的中药材，问题是新加坡并不产中药材，这些中药材的原产地就是中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本地更为严苛的市场监督与公共卫生要求，使得这些中国产药材获得了额外的“安全溢价”。让中国人来新加坡舍近求远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无法生产高质量的药材，而是中国无法管控劣质的药材；这与现在中国人远赴日本购买国产产品的深层次原因完全一致。所以迫切需要的不是产业升级，而是制度与管理升级。
中国制造的名声在国外并不很好，然而很多人忽略的重要事实却是，中国并不缺少制造一流产品的能力，更不要提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其他重大进步。时至今日，就总体而言，中国已经解决了无法生产高质量现代工业制成品的问题，但关键却是中国同时无法消除劣质产品。这正像是木桶原理所昭示的，中国有能力生产最好的产品，但其短板，也就是无法或者不愿意去消除低劣的产品，拉低了整个国家的产品声誉与市场平均商品水平。
由于国内市场充斥的劣质货，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必然规律，也使得产家削弱了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动力与意愿。这就像那家杭州的产商，他们当然能够生产出一流的马桶盖，但问题是国内市场劣质仿冒货或者其他类似的管理失序的问题，使得他们失去了为国内生产的意愿与经济动力。
如何对症下药呢？首先是该管的应该管起来。中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明确问责机制，以实现其管理功能。月前去中国安徽过年，我想去市场上买点荔枝干，结果在干货市场上却看到无数公开摆卖的“羊肉精”、“牛肉精”以及其他各种可怕的添加剂，我当然知道这座城市中大多数食品是守法安全的，但自此之后我没敢在外面吃过一餐饭。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但法律不健全、监管不力所导致的企业违法成本太低的痼疾，却一直没有彻底的改观，这是中国制造获得整体性升级的最大障碍。在一个假冒伪劣不会受到惩罚的市场中，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就会冒很大的经济与生产风险。
中国应该做的另一方面，就是该放的应该放下去。时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行业与部门以自身利益为重，却假借公共福利之名行垄断之实，这也会让市场调节的功能失效。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中国制造完全有条件与世界其他国家争衡，只要消除管理与制度方面的诸种弊端，中国制造一定能够获得更为广大的国际空间与声誉——起码现在这种到外国去买优质中国货的现象会少很多。
作者是新加坡佛學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