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伙炮制、推行“帮文风”比林彪一伙时间更长、范围更广。他们利用抓到的“笔杆子”，在各个领域，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所欲为。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前，他们同林彪一伙搭帮干；“九·一三”以后，他们一伙继续干，先后达１０年之久。
本文摘自《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陈凯歌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项工作以及党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等等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其中对文风的破坏也是至深且巨的。我个人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对此感触极深。“文革”已时过二三十年，有时候还能感到它的影响。当时一伙文痞肆意鼓噪，最高领导姑息纵容，遂致祸害全国达１０年之久。
抗日战争中期，共产党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整顿“三风”，包括整顿文风即反对“党八股”。“党八股”作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曾经对我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１９４２年做《反对党八股》报告时，“三风”虽然已经只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逆风”，在全党已不占统治地位，毛泽东还是条分缕析，号召全党“加以揭穿，把它打倒”，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文化大革命”情况不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伙人炮制的“帮文风”，从上而下吹向全国，作为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武器、一根棍子，可恶又可怖。新闻界首当其冲，既受害又害人。
“帮文风”实质是“假大空”，它最终必现原形，从这个意义说，迷惑作用有限。但在一定时间内很能骗人，特别在它取得合法地位的时候。始作俑者“林副统帅”，先意承旨，无耻迎合，推出“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几百年出一个”等极端谀语，欺骗了不少好心人，击倒了一些反对者。
“文革”开始，林彪作为“接班人”，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树立了一个恶劣文风的“样板”。讲话只有１０００多字，“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创举”、“伟大胜利”、“最伟大”、“最强大”、“最锐利”等等词语占了很大篇幅，目的是造成一种印象：他们一伙最精通毛泽东思想，最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最热爱毛主席，因此独享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的文章、讲话一时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写作文章的范本，谁不按照这一套办法做，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