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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的王刚还是很消瘦，但已绽露笑容。（来自：南方周末，王刚家属供图/图）
@上海电台新闻编辑室：内蒙古高院近日对患有尿毒症的毒贩王刚的死刑判决改判死缓，此前，王刚在透析期间3次因贩毒被抓，他辩称贩毒是为赚钱透析和换肾。贩毒为了“自救”是否应该成为网开一面的理由？没钱看病就铤而走险，这样的悲剧可否避免？
早前报道：男子因患尿毒症贩毒筹资换肾 手术后被判死刑
注：本文2015年2月12日刊登于南方周末网站。按媒体最新公开报道，《南方周末》报道中的“王保保”即为王刚。
被尿毒症折磨了五年多后，26岁的王保保终于把肾换了。此时，他正面临法院的审判。
为了筹措换肾费用，王保保三次贩毒被抓。母亲刘丽丽说，法官的一句“能换”，让她决心捐出了自己的一颗肾。家里还借了二十万的债。
手术很成功。但十个月后，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王保保死刑。
此事引发了激烈争议：先救再杀，会不会太残酷了？也有另一种声音：即使可能判死刑，难道就不该救吗？
2015年2月5日，内蒙古高级法院二审开庭，公诉方以有立功表现等理由建议改判死缓。
“别管我了”
疾病突袭。2008年5月，21岁的王保保被查出慢性肾炎，百分之七十的肾细胞已经坏死。作出诊断的包头医学院一附院医生说，这个病最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到时候除了透析和换肾，没有别的办法。
这让父亲王武生很不甘心，他信赖中医，带着王保保离开医院，跑了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北京的几家中医院，还拜访了包头一位据说给首长看病的医生。
但各种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没任何效果。2009年12月的一天，王保保的病情突然恶化，送回包头医学院一附院抢救，两天后才脱离危险。此后，王保保每月要进行十次常规透析，才能维持生命。
家里最初没做换肾的打算。最主要的原因是没钱。之前看中医折腾了一年半，基本花光了家中积蓄，还借了十来万。
“再说换肾也不是一定就能治好。就想先透析，观察着再说。有的人透析了好多年都没恶化。”王武生说。
王家2001年从土默特右旗的农村搬到了包头市城乡接合部的北沙梁村。王武生做小包工头，盖平房之类的小工程，母亲刘丽丽就打些零工，帮人擦玻璃，洗酒瓶。
王保保到包头后成绩一直不好。初中读了几年，换过一次学校，还是没能毕业，2005年最终辍学。短暂做过几个月服务员后，跟着二姨夫到工地上做了电工。
据王武生介绍，患病后的儿子情绪很低落，除了定期去医院透析，基本每天在家躺着玩手机。“他本来就内向，生病后又自卑，不大愿意和别人接触。一说就是，‘我快死的人了，别管我了。’”
但在父母眼中，王保保是个长大懂事的孩子，2012年以前，一直没提过换肾。在他与病魔搏斗期间，母亲刘丽丽又怀孕了，并于2010年3月又生了一个儿子。
对于弟弟的出生，王保保似乎也没有过于敏感。他曾很坦然地跟母亲说，就算将来自己不在了，他们还有一个孩子“也挺好的”。
“我开始怀孕的时候，王保保正在外面治病，就没有告诉他。后来他回来也开始问，妈妈你为什么又怀孕了啊？我怕他多心，就说妈妈喜欢女孩儿，想再要个女儿。他又问，要还是男孩儿呢？我就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男孩女孩都可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是儿子了。”刘丽丽说。
“怎么都是个死”
从2012年开始，事情有了变化。
这年3月28日，王保保因贩毒在家里被抓，当场从其身上搜出冰毒2.5克，海洛因0.2克。因为患病，他第二天就被取保候审。王武生说，这时他才知道儿子在贩毒。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安局回去的路上，王保保跟他大吵了一架。他也劝儿子别干了，说这个有风险，像这次被抓了，就赚不到钱还赔了。
“他很生气，说这次是被人害了。我反正要死的人了，怎么都是个死。你别管我。我现在这个身体，干不了营生，不干这个怎么赚钱。你又没钱给我换肾。”王武生回忆说。
或许是不愿面对父母，或者怕连累家人。王保保开始很少回家，有时在外面租房，有时住宾馆或朋友家。
5月21日，王保保在宾馆第二次被抓，警方搜出冰毒23.7克。同样因为患病，他很快又出来了。
此后，王保保有时打电话回家，慢慢开始提及换肾，比如一起透析的谁谁谁换了肾治好了呀，妈妈你要不给我配下型吧等等。
刘丽丽则告诉他，现在不合适，“你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得挣钱养家，不能换给你，要换只能换我的。但妈妈现在还在哺乳期（小儿子两岁多才断奶），等弟弟大一点儿了，再去给你配型。而且现在也没有钱。”
王保保的回答是，钱的事我看能不能想点儿办法，你们只要给我配型就行了。
王保保的女朋友崔小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保保应该是为了维持透析才贩毒的，那时还没想到换肾。
当时包头的新农合医保覆盖范围有限，每次透析只给报销80元。王保保每周需要做两次血液透析，一次460元。每两周还要加一次1380元的环流。加上药品和检查，每个月自费的范围得五六千。
“他跟我说，那时候家里没钱，有一次明天要透析了，今天晚上他爸出去借钱还没借到，就少做了一次，但实在受不了。他就怕了，得自己想办法。”崔小惠说。
王武生则不记得有过这种情况，他说确实有一次少做了，是因为经济压力太大，王保保想试试，如果少喝点儿水，每两周少做一次行不行，结果发现果然不行，后来又改回去了。
但他同时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大约从2012年开始，王保保透析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偶尔几次跟家里要钱。”他也知道这应该是贩毒得来的钱，但表示孩子大了，就没再管。
“我想活”
2013年初，王保保的病友润蛋去世，让他受到很大刺激。于是开始焦急地催促父母，希望能给他配型换肾。
“当时还没过年，他给我打电话，显得特别害怕，说我不想死，我想活。那一年他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春天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不说也看不出来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走路上楼什么的都没事儿。后来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必须换肾。”崔小惠说。
这一次，母亲刘丽丽终于答应给王保保配型，检查结果显示可以移植。
看到希望的王保保决定，“干票大的”。他和四川省一名自称“黑子”的毒贩联系，想通过物流的方式购买冰毒500克。如果顺利转手，预计能赚10万到15万。
由于自己的身份证遗失后一直未补，2013年3月6日，王保保把11万现金交给王武生，让他通过邮政储蓄寄给一个账户。
3天后，王保保和崔小惠到物流公司取货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除了邮寄过来的500克冰毒，还在他身上搜出了10克冰毒。
这一次，虽然依然很快保外就医，王武生等人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要判死刑了”。
于是，在王保保三叔的召集下，亲戚们又凑了22万。
2013年12月，手术在包钢医院顺利进行，一个月后，王保保出院。手术的费用远远低于预期，新农合报销55%后，王家只需支付八万不到。此前，王武生一直以为会要三十万，“后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包头便宜得多。因为一直没敢想，就没仔细打听。”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2014年9月26日，一审法官宣布的会是死刑。
在此之前，王保保一直积极配合警方检举毒贩，以争取立功。他记得有一次去检察院交材料，检察官还拍着肩膀说，下次可不能再犯了，再犯就死刑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肯定死不了。考虑到自己的病情，估计无期也能很快保外就医。
白救了？
2月5日下午，内蒙古高院选择在羁押地附近的达茂旗人民法院开庭。当法官和检察官一行人走进来时，王武生一下子认出一审法官，并冲到了他面前愤怒地喊为什么判死刑，刘丽丽则扑通一声跪在台阶上，抱住一审法官的腿。这一阵骚乱，在二审法官的调解下得到解决。
王武生说，手术之前，他曾两次找到法官沟通，问能不能换肾，答案都是能换。特别是第二次过去时一审已经开完庭，他明确问，“王保保犯的事儿挺严重的，现在医院让做肾移植手术，如果判了死刑，他妈就不用给他换肾了。”法官还是说“能换”。
一审判决后，刘丽丽跑去问法官，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说过不判死刑，还有：母亲给儿子换肾本来也是应该的。这让她完全无法接受，“从来都是死人给活人换肾，哪有活人给死人换的？医疗费用又这么高，现在等于把我们全家都判了死刑。”
王武生也觉得判得重了，“他贩毒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治病活命，换完肾就不干了。之前的都比较少，最后这次500克，没卖出去就被抓了，社会危害没那么大。”他到北京找了律师回来打二审。
一点四十左右，二审庭审开始。王保保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辩护律师谢通祥主要强调了其立功表现。公诉方认可王保保有“一般立功表现”，考虑其今后可能继续辅助公安局侦破毒品案件，给出了改判死缓的建议。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在最后的自我陈述中，王保保作了忏悔：“母亲把一颗肾捐给了自己，我希望法官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孝敬和报答我的父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也有人对王保保并不同情。得知此事后，一附院的一名医生表现得义愤填膺，“早知道就不救他了。救了这么多年，结果他去害人。这么多年，比他条件更差的我们也见得多，怎么人家没去贩毒？”
2015年2月10日，腊月二十二，王武生又跑了一趟公安局，问那几个人抓住了没有。“现在是年底，正好是毒贩子们活动比较频繁的时候。”
（为不影响当事人生活，王保保、崔小惠、王武生、刘丽丽为化名）
